勵志小語

幾十年前，「熟人」真的是可靠的。那個年代，人們以血緣、親屬以及居住地構成「熟人圈」，圈子很小。A村、B村只隔了一條溪，兩村的人相互很了解。在這樣的熟人社會裡，人與人之間相互往來、相互幫助，一個人撒謊、欺騙的成本非常高，因為你騙了人，在那個很小的圈子裡就沒法立足了。在那個人口還沒有流動起來，村子裡終年都不見外地人的時代，欺詐是很難形成市場的。

但現在不一樣了，每年有幾億人口在流動，首先是城裡的「熟人圈」被打破，原先鄰居家裡的情況一清二楚，現在對門鄰居住了幾年了，也不知對方叫什麼幹什麼。在一個「陌生人」社會裡，撒謊和欺詐的成本要低得多。同樣，相對封閉的農村也在發生改變，以宗族、親屬構建起來的緊密的社會關係在慢慢鬆散、解體，農民的圈子越來越大，現在所謂的「熟人」與幾十年前的「熟人」是完全不同的，那時的熟人有共同的生活場景，相互知根知底，現在不可能了。

而我父親犯的錯誤在於，他仍然以為自己生活在「當年真誠的熟人」社會中，他既不會利用電商平台的透明比價方法規避欺詐，也不會承認他生活的那個時代已經走遠。現在，一個人你認識，並不代表你了解他的人品和過往。

現在，層出不窮的電信詐騙、網路詐騙，是一個社會成長必經的陣痛。從「熟人社會」到「陌生人社會」，必然會助長謊言的蔓延，因為比起滿是親戚世交的過去，現在很少有人真正認識身邊的人，人就更容易撒謊。於是，謊言和詐騙就成了陌生人社會揮之不去的夢魘。

當然，詐騙的社會問題也不是特有的。作為人類第一個進入現代社會的英國，在工業革命之後，英國「熟人社會」被打破，詐騙盛行。在經濟領域，基於「熟人社會」里口頭承諾與書面合同一樣具有法律效應，法官可以憑一個人陳述甚至謊言進行裁決。如果看一下「西方法制史」，那麼1671年是一個標誌性年份。這一年，英國發生了一起影響「西方法治」的鬥雞案。

「鬥雞案」的始末是這樣的：有個英格蘭人名叫約翰，貪圖一隻鬥雞，起訴鬥雞的主人，約翰說他們之間有口頭合同，還請來自己的朋友作偽證。結果法官判約翰勝訴。後來鬥雞案被「反轉」，真相披露後，輿論大嘩。英國開始啟動反欺詐與偽證立法，於1677年頒布了著名的《防止欺詐與偽證法案》，在這部法律中有這樣一條，標的不低於10英鎊的合同必須有對價或者書面形式。後來美國的法律也沿襲了英國「白紙黑字」的法律精神。這是在法律領域一個社會從「熟人社會」走向「陌生人社會」的標誌性事件。這個事件告訴我們，在「陌生人社會」，人與人之間的信任必須是有條件的，一個人信任另外一個人，或是處於執法方（譬如公、檢、法）要採信某人的口證，必須要有充足的證據鏈條，單憑「口供」或者「口述」是不能斷案的。

電信詐騙、網路詐騙之所以層出不窮，源於「信用社會」遠遠沒有建立起來。人性中有貪慾，犯罪分子也不斷利用人性中的貪慾，僅憑簡單粗暴、漏洞百出的「口頭謊言」就可以實施詐騙，而且屢試不爽。由於詐騙往往跨省甚至跨國，讓一個地方的執法機構承擔，真的勉為其難。除了需要統一打擊之外，更重要的是誠信制度的建設。什麼是誠信制度建設？說白了，就是必須要有一種制度，在人說謊時要其付出代價；還有，一個人如果要相信另外一個人的口頭表達，必須有一種制度，要求對方提供必要的「物證」作為信任鏈條，杜絕「口說無憑」。如果能做到這兩點，那麼陌生人社會就可以順利進入信任社會了，不可能發生「幾個電話」「QQ群里幾段留言」就可以騙人家幾百萬元的事情了。